就认识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知迄今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从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认识中界定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不是的那个东西。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在自我反思与自我否定中剔除许多长期被置于社会主义名下而实际上并不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东西。第三阶段，试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下，从自我确证中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是什么。

　　 从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认识中界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

　　在这一认识阶段上，在确定某种东西是否具备社会主义属性之前，首先看它是否具备资本主义的属性：如果是资本主义的，当然就不可能属于社会主义。例如，资本主义经济是无政府的，社会主义经济便是有计划的；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基础便是公有制；资本主义倡导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当然要倡导集体主义;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资本主义是多党制，社会主义就是一党制；等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一类的流行语。不难看出，在上述判断中，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潜在逻辑是，社会主义的自我界定与自我实现过程，是一个指向资本主义的否定性判断，即社会主义的自我肯定是以对“它者”即资本主义的否定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的自我确证不过是资本主义批判形态的自然延伸，社会主义似乎不是为自身而存在，而是为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而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不是的那个东西。

　　 从对社会主义的自我批判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什么不是社会主义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经历了重大曲折和挫折之后，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即在自我反思与自我否定中重新梳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首先，我们坦然承认，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过去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仍在探索之中。其次，我们坦然承认，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我们遭遇了重大挫折，或者说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而言，这种错误表现在，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些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被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东西，却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反对。第三，在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再确证时，首要的任务就是剔除过去附加在社会主义名下的本来并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即进行自我扬弃。第四，这种自我扬弃是通过一系列的否定判断完成的。例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是不能成功的；搞平均主义不行，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等等。上述判断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层层剥离，我们逐渐剔除掉了许多长期被置于社会主义名下而实际上并不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东西。

　　 从自我确证中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是什么

　　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的自我界定逐渐开始由“他指”转向“自指”，即社会主义在其进行自我确证的过程中，首先不再是以对“它者”——资本主义的否定的形式出现，而是以自我肯定的形式出现的。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自我确证不过是资本主义批判和否定形态的延伸；现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则是社会主义自我肯定形式的逻辑推衍。社会主义不再是为批判资本主义而存在，相反，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只是为了社会主义的更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不过是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认知逻辑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肯定形式。中国人试图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来求证社会主义的真谛。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视野里，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以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分野来划分社会主义模式。如果囿于这一框架，在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思考路径只能在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两端摇摆。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科学社会主义，但它显然也不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谱系。开放的社会必须而且应当打破静态的模式。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包括传统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主义”之科学成果的吸收、借鉴与扬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全新模式。